近年来发现的诸多重大错案的形成，几乎都有刑讯逼供的因素。通过对现实的观察可以得知，出于挟嫌报复或故意陷害的刑讯逼供不多，大量的是执法理念出现了问题。有的执法者面对繁重任务，产生对犯罪行为的愤怒、对破案压力的焦虑、对完成任务的急迫等情绪，还有的执法者急于做出政绩。一些执法者受这些情绪影响或利益驱动，置法律于不顾而实施了刑讯逼供行为。这说明，执法理念对行动的影响至关重要。要做到无条件反对刑讯逼供行为，彻底遏止执法犯法现象，有必要促使执法者深刻认识刑讯逼供行为的危害，端正执法理念，增强抵制刑讯逼供行为的自觉性和主动性。

　　结合事实经验，认识刑讯逼供弊端

　　刑讯逼供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，就是得出的结论不可靠，杭州刑事律师俗语说“三木之下，何求不得”，靠屈打成招固然可能取得证据，但出现错案不可避免，这是被时间和实践检验并证明的规律。意大利著名法学家贝卡利亚在《论犯罪与刑罚》中，把刑讯逼供作为专题，阐述了它的弊端。他说：刑讯逼供“给受折磨者留下的唯一自由只是选择眼前摆脱惩罚最短的捷径……有感性的无辜者以为认了罪就可以不再受折磨，因而称自己是罪犯。”

　　刑讯逼供弊端还有，即使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，在忍受酷刑造成的肉体折磨、精神恐惧时，不但不会悔罪，而且必会滋生仇恨，更不用说无辜者会如何痛苦和愤怒了。例如，近期引起全国关注的重大错案“5·19强奸致死案”中，蒙冤者之一张高平就表示，对刑讯逼供者“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们”。这种心理的积累和扩散，对社会稳定极为不利，因此，执法者滥权的刑讯逼供行为本身，就是社会稳定的负能量。

　　结合社会道德，认识刑讯逼供恶性

　　仅以上述功利主义衡量利弊的视角反对刑讯逼供行为，还不够，杭州刑事辩护律师因为刑讯逼供行为并非利大于弊，而是根本就属于恶行。当代最核心的社会道德是以人为本，尊重人的尊严和人权，一切权力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人的福祉。为了这个目的，就必须落实依法治国实行法治，要求权力依法行使，因此违法滥权侵犯人权和尊严的刑讯逼供行为，违背社会道德，绝不具有正当性。

　　有人认为刑讯逼供是用伤害少数人的代价，换取保护多数人的效果，是利大于弊，这种判断不能成立。判断行为是非善恶的性质不以非法伤害人员的数量为标准，伤害一个人与伤害多人，同样是不公正、不道德的行为。任何人都不应遭受酷刑折磨，这是法治社会铁的原则，是检验社会法治程度的硬指标，也是当代社会道德的刚性要求。反对和遏止刑讯逼供行为应该是无条件的，任何理由都不能成立，这一点在我国已签署的联合国《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》中说得很清楚。

　　超越功利的维护人权和人类尊严的道德基础不能动摇，否则，人类社会将善恶混淆、秩序瓦解，任何人包括执法者的自由权利和尊严都无法得到保障，也就都没有幸福可言。坚决遏止滥用权力行为，通过尊重每个人的尊严和权利，实现尊重所有人尊严和权利的道德要求，是社会发展的需要，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。

　　　宪法和法律只是写着人民权利的文件，保证现实效力的力量在于人民群众约束权力，维护权利的自觉意识和积极行动。而人民的观念和行为，会受执法理念与实践的引导。任何一个人介入诉讼活动，都会从中受到教育，如果执法者能实践司法为民，恪守职业操守，坚持宪法和法律至上，做到有法必依，执法必严，就会形成正面的法治教育。如果执法者都敢于作出刑讯逼供这类损害法治文明，严重藐视、破坏法律的行为，必然造成反向教育。这道理正如美国大法官布兰代斯所说：“在任何地方，我们的政府都是有说服力的教员。不论是好是坏，他的榜样教育着全体公民，如果政府本身成为犯法者，那么他就孕育着对法律的蔑视，杭州知名刑事律师他鼓励着所有的人‘各自为法’，从而助长混乱。”

　　执法者违法的危害和不良影响，远大于普通民众的违法行为，用刑讯逼供手段侦破犯罪案件就是如此。它给社会传递的是否定宪法和法律至上原则的信号，抹黑执法队伍同时，毁灭着公众的法律信仰，给落实十八大提出的“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，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，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”任务制造了障碍。所以，不能任由刑讯逼供行为恶性发作，以防止出现法律失去作用，司法丧失权威，社会陷入无序状态的灾难。